王世杰，初名燮廷，字雪艇，1891 年出生在湖北省崇阳县白霓桥镇回头岭村一个农民家庭。
崇阳素有“八山半水分半田”之称，是湖北省人口最稀疏的县之一。王世杰祖上大概是在明清之际从江西迁到了湖南浏阳，后辗转迁至湖北，其中一支到了崇阳县。
其祖父王晋亭育有五子，王世杰的父亲王为干排行第三，字步瀛。据《王氏族谱》里记载，王为干“主持家政，兼事商业，因乐善好施，为乡里所敬服”。
(资料图片)
王世杰自幼敏而好学，4 岁人私塾，12 岁即 1903 年，到武昌入南路高等小学。毕业后入湖北优级师范理化专科学校，21 岁以最优成绩毕业，随即考入天津北洋大学矿冶系。
王世杰旧照 图片来自网络
北洋大学前身是北洋西学学堂，自创办之始，就以美国著名大学为模板，在学门设置、学门方向、学制、教学计划、课程安排、授课内容、方法与进度、教员和教科书的选用方面，皆以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为参照。
1911 年 10 月，辛亥革命爆发，革命党人以黎元洪或军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中华民国军政府布告全国文》、《黎都督布告海内人士电》等文告，在社会上影响很大。
王世杰闻讯后当即决定拥护革命，辍学南归，返武昌参加革命，任都督府秘书，又参加守城战斗。
危急时刻，王世杰曾被都督府派为代表赴湘请师，湖南都督谭延闿即派在湘之桂军赵恒惕一旅，驰援武昌，城危方得解。
王世杰晚年曾撰写一篇题为《辛亥首义成功的主要原因》的回忆文章，在文中，他主要从人心、军事、外交和财政四大方面分析辛亥首义成功的原因：
一为民气之高昂。清朝内政之腐败，外患之严重，经国父及同盟会同仁与其他志士之呼吁，已造成全国政治革命之思想与要求，此为成功之第一个主因。
二为湖北新军之发动。8 月 19 日之发难，参加者虽为各方之文武同志，而湖北新军实为主力。新军士兵极多青年学子，富于政治革命思想，对此次发难之功为独多，且未假手会党或旧日绿营军队。故发难之后秩序井然，实为前此若干次革命发难时所缺乏之军事条件。
三为汉口外国领事团之迅速承认。在发难前，一般人不免有革命可导致瓜分之虞，然武昌首义，纪律严明，革命党极力运用对外之联系，汉口外国领事团遂于发难后数日，一致承认武昌革命政府为交战团体，此于振奋人心，功效甚巨。
四为革命地区之财政坚强。武昌有官钱局、造币厂及藩库等巨额存款，故自发难以迄南北议和，从无财政恐慌。益以革命政府自律之严，政府中人一律不受超过 20 元之生活费，财政乃更宽裕。
有此人心、军事、外交、财政四大因，首义之举，乃能给予其他地区以充分响应之时机。从知首义之成功，决非幸致。
1912 年，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王世杰参与组建国民党湖北支部并担任组长。1913 年，通过办经济杂志策划并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被临时稽勋局选中，赴英国公费留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并任留英中国学生会会长。
留英期间，王世杰很关心国内大事，黄兴和蔡锷病逝的消息传到英国时，留英中国学会分别组织了追悼仪式来缅怀革命者。
1917 年，他获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学士学位，后转赴法国，入巴黎大学，1920 年获法学博士学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旅欧中国学生推王世杰为代表，向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政府代表力陈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主张，随后，王世杰任中国留欧同学会代表，先后赴比利时、意大利出席国际联盟同志会。
留欧期间，王世杰经常在上海《太平洋》月刊、《时事新报》和北京《晨报》、《东方杂志》上发表文章，受英国费边社的改良自由主义思想影响颇深的他，经常撰文介绍英法民主与政治制度，蜚声于世。
在英国留学期间，王世杰还结识了一批志同道合的同学，他回国后担任武汉大学校长期间，延揽了一大批有留英经历的人才到武汉大学任教。
1934 年上海留英同学会编辑的《留英同学录》显示：在武汉的 31 名留英学生中，有 18 人任教于武汉大学。他们分别是：王星拱、皮宗石、任凯南、朱世溱、李剑农、周鲠生、邵逸周、俞忽、胡光延、韦润珊、梁骧、郭霖、陈源、杨端六、袁昌英、刘乃诚、戴铭巽、萨本圻。
这无疑与当时担任武汉大学的校长、有过留英经历的王世杰有着密切关系。
受费边主义影响较深的王世杰，渐渐有了自由婚恋、男女平等和女性解放的先进思想，他经常在家书中嘱咐谆劝三件事：
一是勿再为女儿缠足，已缠者早解放；二是儿、女一样进家塾读书；三是勿为儿女早订婚姻。
1920 年，王世杰应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之聘，回国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兼法律系主任，讲授《比较宪法》和《行政法》，还一度兼任教务长。
图片来自网络
他撰写的讲义《比较宪法》被商务印书馆出版后，深受学生欢迎，被国内大学广泛作为教材达数十年之久，曾一版再版，代表当时最高学术水平的宪法学著作，被学界认为是“比较宪法研究领域的开拓者”。
1921 年8 月 11 日，美国总统哈定邀请中、日、英、法、意五国参加在华盛顿举行的“太平洋会议”，期间特别探讨远东问题。
16 日，王世杰与蔡元培、蒋梦麟等人发起成立国立八校太平洋会议研究会，并担任组织大纲的起草委员。同一年，他与丁西林、周鲠生 6 人联名提出“联区自治论”，主张把全中国分为若干个大区，每一大区管辖几个省，实行联区自治。
1922 年，王世杰与李大钊等人发起组织民权大同盟，第二年，又与石瑛等人一道发起组织《现代评论》社。《现代评论》社以王世杰为首，以北京大学教授周鲠生、石瑛、王星拱、丁西林、陈源（西滢）、顾颉刚、陶希圣、陈大齐、阳翰笙、张奚若等 40 多人为核心，几乎囊括了当代著名学者。
在《现代评论》第一期上，登有周建人、林语堂、吴稚晖、李石曾、胡适、郁达夫、张资平、沈从文、范寿康、康白情等人的文章，后来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也曾为该刊撰稿。
《现代评论》创刊号刊登启事说：本刊内容包涵关于政治、经济、法律、文艺、科学各种文字。本刊的精神是独立的，不力附和。本刊的态度是研究的，不尚攻讦。本刊的言论，趋重实际问题，不尚空谈。不认为本刊只是本刊同仁的评坛，而认为是同仁及同仁的朋友与读者的公共论坛。
王世杰是国民党员，但《现代评论》基本成员中，国民党员极少，综观连续出版将近5 年的《现代评论》，内容服膺美国的“三权分立”和英国的“议会政治”，从未宣传过列入国民党党章的孙中山“五权宪法”，作为“大学丛书”风靡一时的王世杰著作《比较宪法》中也无此内容。
只是，在他作了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和部长以后，才不得不在与钱端升合著的增订版形式加上了“五权”一章。他自己没写过公开反共的文章，但在段祺瑞主张以“善后会议”代替孙中山的国民会议时，《现代评论》表示赞同。
孙中山在北京病逝，该刊只发一短评，对于孙中山的新政纲领及取消不平等条约的宣言等只字不提。对此，周鲠生曾解释说，当时，在北京出版的《现代评论》对段政权有所顾忌，有些事不得不采取灰色的态度，这也是 1926年《现代评论》迁往上海出版的主要原因。
王世杰等人在推动北京大学学生参与学术研究上也有很大创举。当时的北京大学法律系可谓名师荟萃：燕树棠、周鲠生、黄右昌、白鹏飞、顾孟余、何基鸿、左德敏等，都是知名的教授。
王世杰担任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期间，恰逢中华文化教育基金董事会社会调查部为鼓励北大学生在读书期间开展学术研究提供奖金，选择法律、政治、经济三系为试点。“凡上述三系的本科毕业生及四年级成绩优良的学生，都可以向各自所在的系主任报名，得到其同意后，即可从事指定问题之研究，惟在研究期间，至少有一名教授指导。
研究员须就某种问题进行一年的研究并写出成果，成果的文字可用中文或英文或其他经社会调查部特别认可的外国文字。
研究问题原则上由上述三系系主任决定，如果研究员自行提出研究问题，须经系主任之许可并取得社会调查部的同意。
如果研究工作较为繁重，于一年期满时未能完成，经社会调查部之特别许可可以延长一年期限并略微增加奖金数目。”
在王世杰主持下，法律系当年确定的研究题目主要有：（1）《中国女子在法律上之地位》（过去与现在)；(2)《中国刑事统计之分析》；（3）《中国行会制度》；（4）《工会法之比较研究》。
另外，王世杰还要求所有的本科生都撰写专门研究报告（即毕业论文)，通过该系的教授会制定了《法律学系专门研究简章》，该章规定专门研究包括写学术论文和翻译外文。学术论文的字数应不少于 8000 字，译文不少于15000 字。
除此之外，王世杰还请海内外著名学者前来讲演，如胡适于 1926年7月讲演《东西的文化》等；还安排学生进行诉讼实习，如组织学生模拟审判等。
1924年2月，孙中山主持创办国立广东大学，以大元帅名义委派邹鲁为国立广东大学筹备主任。
邹鲁上任后，便聘请王世杰为广东大学筹备委员会委员，主要负责拟定该校的规章制度。在筹备委员会下设的8 个专门委员会中，王世杰担任的是法科委员会委员。
该会决定分设法律、政治、经济 3 系，王世杰除了实质性地参与了广东大学成立时规章制度的制订工作外，还被聘为广东大学教授。
北伐军到武汉后，王世杰一度出任汉口外交部条约委员会主任委员，参加了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但受到左派邓演达的牵制，得不到重用，王世杰便转赴南京，自然而然地成为蒋介石的“稷下”门客。
当时，国民政府甫定都南京，亟待建立各种制度和法规。王世杰在南京政府担任法制局长。在此期间，王世杰组织国内专家学者草拟及修订各种公私法规。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出台的法规及与五权制度相关的法律，与王世杰都有或多或少的关系。大多南京政府法规是在王世杰的主持下由日、美法律条文照章译来，其它外无援例的法案条目，如“反革命治罪法”、“劳资争议处理法”等，则大部分出自王世杰的手笔。
1927 年 11 月，国民政府专门成立了“湘鄂临时政务委员会”，处理两省民政、外交、财政、交通等事务，王世杰是委员之一。
12 月，国民政府改组湖北省政府，王世杰被任命为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
1928 年 10 月，王世杰被国民政府任命为海牙国际公断院公断员。11 月，他又当选为立法院首届立法委员，并担任该院法制委员会委员。
其时，李四光任地质调查所所长，周鲠生在中央大学任教，并在法制局兼职。他们原都是北京大学教授，正谋向南方发展，而且都与蔡元培保持着良好关系，遂由蔡创议筹设武汉大学。
随后，在原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后为中山大学）的基础和旧址上，设立了建校委员会，以刘树杞、王星拱、周鲠生等人为筹委。与此同时，又聘李四光、王星拱、曾昭安、张难先、石瑛等组成武汉大学新校舍建筑委员会，以李四光为委员长。
李四光受任后，以其地质学家跋山涉水实地勘察的精神，踏遍武汉市郊的山山水水，选定了邻近东湖，偏僻荒凉而又有广阔发展前景的罗家山（后来闻一多建议改为今名“珞珈山”）和狮子山一带为武汉大学新校址，随即聘请加拿大开尔斯工程师设计制图，拨建筑费银币 150 万元，中央地方各认一半。
珞珈山武汉大学一瞥 图片来自网络
不久，李四光、刘树杞先后去职，1929 年2 月，王世杰受任为武汉大学校长。他对南京政府教育部宣称：“要我当校长，就不是一个维持武汉大学现状的校长。武汉大学不办则已，要办就应该是一个新的、国内一流水准的大学。武汉位居九省通衢，如同芝加哥之于美国，武大应与此重要地位相称。”
他制定了创办文、法、理、工、农、医 6 个学院，10 年之后学生万人的宏伟计划。1929 年 5 月，王世杰到职后，首要的一件事，就是抓新校舍的发展建设。
武汉大学的校址原在武昌东丁口，是前武昌高等师范的旧址，庭宇陈旧，设备简陋，再加上北伐前学制屡更，校名数易，有声望的教授多不愿久居其位。
王世杰为建新校征地而排除万难，做了很大的努力。当时，一股地方封建势力以“占用民地太多”为理由，掀起迫使武大新校舍停工的邪风。许多捣乱分子接二连三地推起“反对迁坟运动”，少数无赖乘机漫天要价，有些人更公开扬言“不许破坏风水”，“坟不能迁，风不能卖”。省政府面临地方豪强的威胁竟然也屈服了。
而王世杰却据理力争，不稍退让，他一面同湖北省政府严重磋商，请其变更上述决议案，一面呈报中央，声明原校址范围绝不可变更，工事仍照预定计划进行。
在武大建校过程中，王世杰只作了一桩妥协，但不是为个人，而是为学校——旧军阀石星川的一块山地，本已作价卖给学校，但山上原有两千多棵树，他硬说卖山没卖林，声言要砍伐，王世杰要求石星川的一个同乡从中打圆场，结果以每棵两元代价买下，被石星川敲诈了 5000 元。
这个石星川后来抗战时投敌，当了伪汉口市长。
石瑛对武汉大学建校的态度是很支持的，时任南京政府铨叙部长的石瑛曾垂询武汉大学建校风波。他说：“我曾多次接到反对迁坟卖地的人的控告信，恭维我"节用爱民’，希望我支持他们的歪歪道理。我以建校乃千年大计，不要迷信风水，驳复了他们。”
他说，“王先生（王世杰）与我见面时，只是轻描淡写地谈一些建校曾遇到某些坏人兴风作浪，语焉不详”，石瑛啧啧称赞王世杰“干得好、有魄力”。
1929 年1月，武汉大学补行开学典礼。时任湖北省教育厅长的王世杰作为教育部的代表，出席武汉大学的开学典礼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概括武汉大学之使命为“传播高深的知识，提高深邃的学术”，进而提出四项要求：
（1）经费独立。每月的经费要直接缴到学校内，支配的权限在学校；
(2）完成新武汉大学的新建筑。一个大学设备简陋，不易聘到好教授，进而影响到所造人才的质量，希望武汉大学的新建筑在一年之内完成；
(3)实行教授治校的原则。对内，教授能自由地、无碍地、敏捷地处理校内一切教务和教育行政上的事宜；对外，要不受政治上的限制（必须受限制者在外)。这样才能把学校治得突飞猛进，才能在社会上取得尊严的地位；
（4)严格地选择教授，提高教授待遇。选择的教授必须是真正有学识的好教授，提高教授待遇是为了使教授不得兼职，专心本职。
1929 年3 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任命王世杰为国立武汉大学校长。5 月中旬，王世杰正式上任。同年，王世杰为办校经费四处奔走，尽心竭力。
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的拨款计划，并未如期而至，当时，国民政府财政部长是宋子文，他亲赴上海见宋，事先约定下午 5 点会谈，却一直等到 7点才见到，这时，宋子文已经要离去了。仓促中，宋子文只冷漠地留下一句“目前中央方面，一个钱都没有”。
无奈之下，王世杰只好求见时任行政院长的谭延闿，说明武汉大学对湖湘子弟的影响之大，希望同为湖南人的谭能帮忙斡旋，这才获财政部答应每月拨 5 万元，分 15 个月付清。而省政府的拨款也是王世杰奔走请求，费尽口舌，才得落实。可见，武汉大学能有后来的辉煌，王世杰是功不可没的第一人。
王世杰聘请教授很严格，也独具眼光，对于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很是维护、包容。比如，苏雪林当年在武汉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的方法和内容与众不同，再加上打分数得罪了个别学生，个别学生就向小报投稿，又向系主任告状，说她上课时念错了某字的读音，改作文时写错了某字的字体，意图促使校方解聘苏雪林。
问题反映到王世杰那儿后，王世杰首先亲自去听苏雪林的课，随后在教授会议上竭力为苏雪林辩护，使苏的续聘问题得到顺利解决。
据苏雪林后来回忆，当时王世杰说：苏雪林的“著作我还没有阅读过，但她发表于武大文哲季刊上那篇《清代两大词人的恋史研究》，洋洋数万言，文笔优美，见解超卓，确是不同凡响。这个人在文学界和学术界是有着远大前途的，其成就决不在今日在座诸公之下。
至于说念错了音，写别了字，据那个学生所检举，也不过一两个。大凡自学成功的学者，皆所难免，慢慢的，她自会改正。何况发音有各地方言不同之问题；中国字别体又多，安知是她写别了，还是那个学生误认呢？
就说是吧，我们也不能以一个小小蠹孔而舍弃合抱的巨材啊!”
王世杰选聘教授的唯一标准，是学术成就而没有门户之见。教授中，国民党员极少，不同学派、不同政见者却颇多，体现了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时“兼容并包”的精神。
王世杰先后聘任带有浓厚“左”倾色彩的陶因、范寿康任教授。陶因在武汉大学任教十多年，一贯讲授包括马克思《资本论》在内的经济理论，特别着重介绍剩余价值学说；范寿康原是《现代评论》的核心人物，1933 年进入武汉大学，他在《哲学概论》课程里正式讲授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
1984 年，范寿康曾赞许地谈到当年王世杰在武大“开明办学”，难能可贵。王世杰聘用的人物，现在最有争议的是当时文学院长陈源（西滢)。此人曾被梁实秋列为“五大散文家”之一，与胡适、鲁迅、周作人、徐志摩并重。
大家认为，他是《现代评论》文艺方面的主将，曾维护北平女师大校长杨荫榆长期与鲁迅对立，而鲁迅则认为陈西滢与杨荫榆是同乡，也就在《语丝》上展开了凌厉的攻势。
其实，据陈西滢的夫人说：“陈西滢与章士钊虽都留学英国，但并无其他关系；陈与杨荫榆虽都是无锡人，但从未见过面。只不过女师大风潮时，女生把杨荫榆的铺盖卷扔到大门口，陈西滢认为这太过分了，不应受到鲁迅的支持。”
陈西滢明确表示过：“我不能因为我对鲁迅的人格有看法，就不说他的小说好；我不能因为佩服他的小说，就称赞他其余的文章。”
陈西滢盛赞阿Q是一个不朽的典型，但认为鲁迅大部分杂感“不值一谈”。
还有，20 世纪 20 年代，陈西滢所说的鲁迅的“人格”，主要是鲁迅的泼辣作风不符合他所崇拜的英国“绅士”风度，这也可以说是阶级偏见。
当时，武汉大学教授苏雪林，也在讲坛上反对鲁迅。但她当年讲授《中国文学史》时仍然把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列为重要的辅助教材，学生人手一册。苏雪林跟陈西滢一样，都对鲁迅持“人格与小说区别对待论”。
1932 年1 月，新校舍完成了第一期工程，原来挤住在旧校舍的全体师生搬进珞珈山，一般教职工都能分配一套三室带有厨房、卫生间的家属宿食，至今武汉大学校园、校舍之美，仍是全国首屈一指的。